王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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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让所有人从可以有所作为变成混乱度日，让他们从朝气蓬勃风华正茂变成垂垂老矣一事无成，还让有些人从善良变成邪恶，让有的人从生变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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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的总体气质是一种膨胀之后的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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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国家不能用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另外一个国家说话，那也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太可能用平等的态度对自己的国民好好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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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自认为掌握了绝对真理的组织，都是很难共处的，因为他们都掌握着绝对性，不容置疑，更不必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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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最大的区别是，社会主义国家里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太阳，这些太阳无论做什么决策，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都不能被挑战。所以他们之间是很难结成真正的同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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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量密码 ” ：第一是攻击西方，第二是阴谋论，第三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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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的不是法律，是威权。

权力可以肆无忌惮扩大其边界，法律也奈何不了。再成功，再有影响力，一遭他得罪了更有权势的人，他就可能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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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惜一切代价 ” 这句话在公共管理上，应该特别谨慎使用，因为从某种角度讲，任何人都不应该成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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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法，是领导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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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军国主义？我概括，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行集体本位。个人的权利不重要，要向国家奉献，国家利益第一位。第二，不允许言论自由，言论不符合国家意志的，要受到严厉的打击，不臣服让位于国家利益的私人权利也要受到严格压制；第三，在外交方面，崇尚用武力去解决政治分歧；第四，形成一种 " 强大的民族优越感 " ，认为自己这个民族才是最优越的，其他民族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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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人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同于中华武器库的庞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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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民族自豪感背后危险的军国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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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就有一种自发的加速力量往前推动，如果你不能始终站在潮头，很快就会被甩下去，这是我作为亲历者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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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策略角度来讲，如果我们各方面考虑得更高明一些，会让政治对手有更少打击你的可能性。在政治博弈过程中，我们要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假定政治对手的反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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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家持续听闻低质量没谱的信息，可能人们慢慢就会丧失对正常信息的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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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了解外部世界最重要的是坚持用事实判断，以理性逻辑来分析，而不是有赖于我们的喜好，不取决于我们反对什么，期待什么，如果这个原则丧失了，人云亦云，那我们的认知力就废了。所以，不管我们当下是什么境遇，也不管我们反对什么人，坚持求真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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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不是仅有消费这一项，人口最大的价值在于他们本身是社会重要资源，人要消费，所以拉动了生产，而人本身也是劳动力，是生产力的重要的组合元素，所以当人口急剧减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就很难维持在一个正增长曲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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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价格越来越高了，再过十五年，中产阶级肯定雇不起保姆了，他们的服务价格会逼近甚至超过一个白领的劳务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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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政府如果想要自我改良，必须在转型过程中处理好自我否定式的政策，由此维护统治合法性，这是非常难处理的。而苏联解体就给当时的中国上了一课，让1991年的中国共产党吓了一跳，苏联竟然分崩离析了？于是，1991年之后中共开始搞反对和平演变，到2000年的时候，台湾国民党政党轮替，又给共产党吓一跳，国民党自己搞民主化，把自己搞下台了？这两件事对中共后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路线选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恪守着经济体制改革可以搞，但政治方向必须把牢的原则。

站在一党专制的共产党角度而言，这么做有合理性，戈尔巴乔夫让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前，经济体制改革在后，老百姓还都穷嗖嗖的，就轰轰烈烈激进无比地搞政治体制改革，民众看不到实际收益，只知道政府在折腾。中共选择稳妥路线，在邓小平的带领下走务实道路，先搞经济体制改革，让老百姓吃饱饭，从改革开放中获得实际利益，念共产党的好，认可共产党的执政路线和合法性，同时，“两手抓”“两手硬”，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提出了诸多类似“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之类的新理论，这是在不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出炉的新蛋糕，就着改革红利的美酒，不少人愿意吃这套新意识形态餐。

当然，这也给当下的中国人造成了越来越狭小的民主空间，如今，即便不谈政治体制改革，就连经济体制改革是否能持续黄河入海流，都让人们心里打了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