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内幕：施佩尔回忆录
第四章
1933年，希特勒当选总理。
普通党员被教导说,大政方针极其复杂,是非曲直非尔等所能判断。这些人因此感到有人代表着自己，并且也从来没人要求他们承担个人的责任。这个制度的全部结构是为了防止出现良心冲突。其结果就是在这些思想习惯雷同的人们中间，一切谈话和讨论都很枯燥无味。谈来谈去,无非是证实彼此间意见一致,这实在令人厌烦。
更糟糕的是只准各人自扫门前雪。这是毫不含糊地提出的要求。每个人只能在他自己那一界-一如建筑师、医师、法律学家、技术人员、军人、农民一中间活动。每个人都必须有所属的职业性团体,叫做会馆(医师会馆,艺术会馆)，这个名称确切地表述了将人们封闭在一个个用高墙互相隔绝的生活区域内。希特勒的制度持续得愈长久，人们的思想就愈加仅限于在这种孤立的会馆内活动。
一切由“元首考虑和安排”,这句话今天听来可能象一句空洞的口号，但当时对我们来说就决非如此。
我们从青年时代起,环境就使我们易于接受这些思想。我们所奉行的原则还是从“官厅国家”(若非极权主义的也属于专制主义的德意志帝国)那里获得的,而且是在战时法律强化了这个国家的专制主义性质的年代里获得的。也许正是这些经历给我们做了思想准备,就象士兵服从一个思想一样,去服从现在在希特勒的制度下重新遇到的一个思想。我们生来就习惯于遵守严格的社会秩序;与此相比,魏玛共和国的自由主义性质,在我们看来，显得松松垮垮、很成问题,因而不值得追求。
第五章
1934年，设计纳粹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的会场。
希特勒喜欢说,他搞这些建筑的目的,是要把他的时代和时代精神传给后世。他说,使人们不忘历史时代的,最终唯有那些时代遗留下来的宏伟建筑物。历代罗马皇帝留下来的是什么?如果他们没有留下建筑物，今天还有什么可以作为他们的物证?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总有衰微时期，一种新的民族意识,不能单靠建筑物来唤醒。但是在长期衰微之后，民族的伟大崇高感将重新激发出来之时,先辈们的丰碑最能奋勉人心。比如,今天墨索里尼要让他的现代帝国思想在他的国民中家喻户晓，他就可以把罗马帝国的建筑物来象征罗马的英雄精神。我们的建筑物也必须在未来千百年内对德国起警世恒言的作用。希特勒在阐发他这一论点时，还强调永久性建筑物的价值。
第七章
任何一个有权势的人,无论他是企业领导、政府首脑，或是专制政权的统治者，面前都有一个陷阱。他的地位诱惑下属们千方百计地来争得他的恩宠，而他们也都有堕落成趋炎附势之徒的危险。同时,他们又以效忠来献媚,反过来腐蚀掌权者。
第八章
他喜欢别人服饰讲究,而他自己衣着简朴,这是为了在群众中造成一种心理作用:“我周围的人必须衣冠楚楚。这样才能显出我的质朴无华。”
在希特勒的制度下，如同在任何一个极权主义制度下一样,地位越高就越与世隔绝,因此越发闭目塞听;随着杀人方法的技术化,凶手的人数减少了，因此不为外人所知的可能性就随着增大。由于这个制度的保密风气，谁能知道什么内情也是分等级的，因此谁想避而不看非人道的暴行是很容易的。
第十章
我们虽然知道，新建一条大街，如果全是官用大楼，必然会死气沉沉，因此，有三分之二的地方，准备盖民用建筑。如果官方机关想挤掉这些商业用建筑，我们可以凭着希特勒的支持反对。我们根本不想修一条政府各部云集的大街。我们计划盖一个豪华的专供初映的电影院，一个两千座位的大众影院，一个新歌剧院，三个剧场，一个新的音乐厅，一个名为“民族宫”的大会堂，一家有一万五千床位的二十层大饭店，杂要剧场、大众食堂和高级饭馆，还有一个罗马风格的室内游泳池，与帝制时代的温泉浴场规模相当。其初衷就是把城市生活集中到一条新修大街上来。大楼后面有场院，修有柱廊和奢华的小商店，注意力不集中的闹市，大量使用霓虹灯招牌招徕路人进入内闲逛。希特勒和我的目的是把这条大街变成展览，出售德国商品的㨄窗，尤其是为了吸引外国人。
我今天翻阅这些照片和图样时，即使是大街的这一部分也显得死板而无生气。我被释放出狱的那天早上，乘车去机场途中经过这些建筑物中的一边，在几秒钟的时间里，我看到了过去几年内未曾发现的东西：我们当时的计划是无比例不协调的。我们留给私人店铺建筑用的街段也都长达一百五十至二百米；我们统一规定了建筑物的高度和商店门面的高度，不让临街建设高层建筑。这样突然，我们又放弃了增添生气和使之有张有弛的方法。甚至每看一次商店的照片，我总要大吃一惊，因为这些商店也古板得象是一座纪念碑，完全破坏了我们本来想把全城的活力体现在短短的构想。
比较而言,处理得最好的是座落在主干大街南端的中央车站。它是钢架结构,覆以铜盖板,镶着大玻璃,可以透视内部,与其余的石结构建筑相比,就显出了它的优点。火车站上下分四层,由自动扶梯和电梯相通,面积大于纽约的中央车站。
据原来的设想，国宾们将从火车站门外的台阶下来。他们以及出站的其他旅游者将被城市的壮观，因此也就是被德国的威力镇住,或者用希特勒的话来说,他们将被“慑服”。车站广场长一千米,宽三百三十米,周围陈列战争中缴获来的武器，这是仿效从卡纳克到卢克苏尔的拉姆斯大街。这个主意是希特勒在法国之役以后提出的,1941年晚秋对苏战争初次失利后,又重新提出。
广场上将建起希特勒的大拱门，或者一如他偶尔的叫法:“凯旋门”。埃特瓦尔广场上拿破仑建的凯旋门高五十米,已呈现为一座纪念碑似的建筑，并成为两公里长的爱丽舍田园大街庄严的界石。我们的凯旋门长一百七十米，进深一百十九米，高一百十七米,高于大街南半部所有其他建筑,使它们在比例上相形见绌。
我们设想，由八十米高的“大拱门”门洞，可以透过城市的薄雾,望见这条大街上第二座凯旋门式的建筑;圆顶大会堂。圆顶直径为二百五十米,高二百九十米,总面积三万八千平方米，站得下十五万人。
十一个部的部址分散在凯旋门到大会堂这一段上。我先设计 了内政部、交通部、司法部、经济部、粮食部大楼,到1941年以后，希特勒又让我设计了殖民部大楼。换句话说,甚至在同俄国作战的时候，希特勒也还没有放弃重获德国殖民地的想法。部长们希望我们能把分散在柏林的各部集中在一起,结果落个一场空,因为希特勒指示,新建的各部大楼主要为了体现威严,而不是为了给宫僚机构有个安顿的地方。
第十一章
法国大革命曾形成了一种注定要取代晚期洛可可风的风格感。基本形式虽然还是古典主义的，但愈来愈多地滥加华丽的装饰，直到最后，“晚期帝国风格”就其富丽堂皇而论已成为难以超越的了。
执政府风格演进的终极，便是后期帝国风格的肇始。它同时反映出从大革命向拿破仑帝国的过渡。这样的演进又是渐趋没落的信号,并以此宣告拿破仑时代的终结。
根据晚期帝国风格这个实例，我替希特勒设计的建筑也宣布了这个政权的末日。因此，希特勒的垮台在某种程度上说在这些设计中感觉出来。不过，我当时看不到这一点。正如拿破仑周围的人在晚期帝国豪华奢靡的客厅里只看见伟大的象征，而只有后人才发现其中透露出拿破仑垮台的征兆。
我们在1939年设计的最后一座建筑物，与一百二十五年前，即取破仑崩溃垮台前夕的风格相比较，实际上纯粹是新帝国风，以装饰过分、镀金成癖、竞尚奢华、奢侈没落为其特征。不仅是这些建筑的风格，而且它们的大而无当都将希特勒的意图毕露无遗。
1939年初夏某日，希特勒指着二百九十米高的圆顶建筑上爪踹卐字的帝国雄鹰说：“这个要改一下，不再让鹰站在卐字上，而是站在地球上！必须用站在地球上的雄鹰，冠临这座世界上最大建筑物的顶端。”在我让人拍的这座建筑的模型上，今天还能看到希特勒对原设计的这一修改。
几个月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
第十二章
人的记忆完全是任意的，而这样任意地留在我脑海里的事情，首先是同意大利大使贝纳多·阿托利科有关的、多少有点滑稽的印象。在进攻波兰前不几天,我见他气喘吁吁地闯进总理府来。他带来口信说，意大利目前不能根据盟约履行义务。领袖打退堂鼓的借口是，要求立即运送数量如此巨大的军事和经济物资实在难以办到。这样的结果将会大大削减德军的战斗力。因为希特勒对于拥有现代化舰只和大量潜艇的意大利舰队的战斗力估价特高。他对于规模很大的意大利空军的战斗力，也 是如此估价。这一来,希特勒顿时以为他的计划被毁了,因为他的立足点是意大利决意参战将有助于威吓西方列强。他灰心了，把已经下达的进攻波兰的命令又推迟了。
经过几天冷静务实的思考,希特勒又产生了新的希望;他的本能使他断定,尽管意大利的态度犹豫不决，西方也不一定会宣战。他拒绝了墨索里尼提出的进行调解的建议。他说,他不再观望了，因为军队持续保持整装待发的状态,是会变得紧张不安的,并且秋高气爽的季节马上就要过去，接着到来的雨季将使部队遇到陷入波兰泥泞之中的危险。
我不认为希特勒在9月初这些日子里已充分意识到他无可挽 回地发动了一次世界大战。他仅仅想要再前进一步;虽说他有思想准备去承担由此而来的、如一年前捷克危机时的那种风险,可是他仅仅准备去冒风险,而不是准备去打一场大战。按计划,海军的重新武装显然要过一段时期才能完成;战列舰以及第一艘大型航空母舰还在建造中。他知道,海军唯有接近于同对方势均力敌时，才具有充分的军事价值。他也经常谈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忽略了潜艇武器，因此他不会明知故犯地在尚未建立一支强大的潜艇部队之前就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15章
指导委员会和企业联合组织的领导人必须确保-一这是合理化改革的第一前提一一个工厂尽可能只生产一个项目，但应大量生产。先前,由于希特勒和戈林老是着急(这表现为计划经常被突然变更),使得各工厂一直同时接受四,五份合同,而且尽可能与不同的军兵种签订合同,以防一份合同突然取消时,他们可以把这部分生产能力投入其他合同的生产上去。况且，国防军给合同规定的时间往往很短。因此,例如,在1942年之前,弹药生产的增减都取决于由于闪击战而突然增减的消费量。这种情况使各工厂不能把全部生产能力用于生产某种弹药。现在，我们既保存给各工厂生产任务，同时又注意使某工厂的任务尽可能地专一。
希特勒：国家应该由一个好冲动的天才用临时凑合的方式管理。
对于生产显著上升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我在领导经济工作上采用了民主的方法。基本的一条，就是我信任工业界的负责人，除非事实证明某人不可信任。这样一来,他们个个积极主动,自觉负责,敢拿主意,而这些精神在我们身上早已丧失了。高压和强制虽然可以维持生产的进行,但使人不再有任何主动性。
重大事情不仅仅根据军事原则,即由上向下发命令来解决。为此,要求上述委员会由这样的人来领导:他们能让人把论点和反对的论点都讲出来,然后再作出明确而可靠的决定。
自上而下的批评太多了，但自下而上的必要的批评却难以听到。我任部长后,常常觉得自己是浮在空中,因为我作出的一切决定都听不到任何批评。
典型的德国官僚主义，由于极权主义制度而变本加厉。
第十八章
戈培尔不能理解希特勒竟然放弃政治这个最重要的工具,偏要去指挥打仗,而指挥打仗,从根本上说,是很不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