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最后14天

第二章

这个事实上直到停火的那些日子里还在做着一八七〇年、一八七一年那个大国和“辉煌时代”美梦，并向着它们迎面走去的民族，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整个生活状况的突变：一场革命，它被大多数人只是称作“下等人暴动”，还带有“兽类尸体的臭味”，它把所有为人们所熟悉的、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的准则搞得一团糟，此外还有街道上的混乱状态、持续的饥荒、从未有过的大批失业和席卷全国的社会动乱。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充斥着动听的和平词藻，但实际上却为虚伪、报复和恶意且目光短浅所支配的《凡尔赛和约》，通过有关战争罪责的第二百三十一条款，有意地羞辱德国，而这确实也是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把这个国家从为人们所尊重的国家之列中驱逐出去，比起战胜国加在这个国家身上的所有物质重负来，更是导致它心理上的失衡。对此，一位观察家说，当时就形成了一种“愤怒的民众团体”，在期待着一位领袖人物和引路人的出现。通货膨胀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贫困，没几年后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大大地激化了这种愤怒的心态，每一次这样的失败，以及无数次其他方面的屡屡受挫，都把责任推到了本已是四面楚歌的魏玛共和国身上。

希特勒利用了这一情绪和三十年代初持续上涨的愤恨，在全国各地控诉这一危机，同时又竭尽全力去激化这种危机。它是他取得政权的可靠保证。

这块大陆的东面，是自然的，仿佛是为帝国准备着的有待垦殖的生存空间。

希特勒给这些想法注入的思想酵素：世界生了病，种族受到了毒害，为了“拯救地球”要进行彻底的屠杀和血液的更新。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东西，它超越了所有迄今为止被称为帝国主义贪婪性的单纯的东西：一个种族的乌托邦，它将开创一个世界的新纪元。这一理想的社会，有待于数百万有着种族觉悟的、团结起来了的人们通过斗争去获得和实现，他们应坚定不移地遵从历史的使命，去占领广泛的区域，灭绝所有的“劣等种族”，或是将他们分成各自独立的等级。

希特勒怀有“理想的”结盟想法，就是与大不列颠帝国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以便与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这个日耳曼“堂兄弟民族”一起，以“主宰世界的强国”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激进的党内将军之一，希特勒的副官长威廉•布格道夫，一向因他对“元首和人民”怀有“无限的理想主义”而颇感自豪。可在最后日子里的某一天，他在地下避弹室与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吵了起来。在大声吵闹中，布格道夫高声怒骂“元首”的这位拥有无比权力的接待室官员，说自己因无条件地献身共同的事业，而招致军官同僚们的鄙视，不得不忍气吞声，吞下被人骂作“叛徒”的指责。今天他终于认识到，他的对手们说得对，自己的“理想主义是错误的”，他自己是太“天真和愚蠢”了。当这场争吵的见证人，忠于元首的克莱勃斯将军来劝架时，布格道夫不依不饶：“不要管我，汉斯，总有一天要把这一切都统统说出来的！”布格道夫继续嚷道，年轻的军官们“成千上万地送了死”，可他问自己，他们都是为了什么？回答是：既不是为了祖国也不是为了未来。现在他才明白：“他们是为了你们才死去的……几百万无辜的人都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而你们，党的领导，你们却在搜刮着民脂民膏，发着横财。你们挥霍浪费，聚敛钱财，将贵族地产占为己有，到处建造宫殿，纵情享乐，欺骗和压迫百姓。你们践踏了我们的理想、道德，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灵魂。人只是你们的工具，是实现你们贪婪的政治野心的工具。你们消灭了我们几百年的文化和德意志民族。这是你们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责。”

第七章 投降

（戈培尔最后的日记）开头肯定也是一系列的辩解，用来为历来对他们行为的指责辩护。首先谈的是捍卫欧洲文化的愿望和对西方世界的严厉谴责，它出于对帝国的极度仇恨而无视面临的致命危险，把古老的大陆拱手让给了亚洲的蛮荒部落。最后是对自己队伍的批判，这个队伍不仅为旧阶层中不断的变节行为所削弱，而且没有能力去进行一场全面战争。

第八章

一生中始终催促他前行的难以抑制的动力，只是强者生存的史前文明的行为准则。也是它，推动着他去开始和结束他作为自己世界观的事业。

七月初，按照事先的约定，西方盟国的军队开进了柏林。在这个月的十六日，波茨坦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温斯顿•丘吉尔访问了这座城市。他强压满腔怒火，骄傲地注视着仍然巍然屹立着的帝国总理府废墟。他让一名苏军哨兵开车，来到总理府后面希特勒尸体被焚烧的花园出口处。接着，他想看一下希特勒在最后几个月里待过的地下避弹室。他跟在红军战士后面，走到一个楼梯平台准备往下走。可当听到身后响起两下脚步声时，他摇了摇头，转身又走了上来。他还不习惯在地下很深处弯着腰走路，他也不想知道，那儿是怎样一番景象。回到地面上重新见到自然光线后，他让人搬来一张椅子，坐在上面沉思了一会儿，就一言不发地与他的私人医生坐车去了波茨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