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二月提纲》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四年設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学术批判等文化宣传方面事宜。組長是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彭真，另有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副部長周揚、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新華社及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等成員。
1965年11月，姚文元突然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直指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姚文元的文章经与江青、张春桥等协作，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完成，背着中央有关领导部门，令中宣部、北京市委都感到震惊。
五人小组才开始研究讨论这篇文章，然后起草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後稱〈二月提綱〉），反对在文艺界用政治理论来干预学术争论等，这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意图。
1966年二月十二日，這份《二月提綱》经政治局同意后，连同彭真和陸定一寫的《中央批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的批語》，发布到全黨。
五一六通知
毛泽东反对《二月提纲》。三月十五日，毛泽东來到上海，十七日到二十日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在會上，毛提出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把持著，真正代表左派的意見和言論發表不出來。會上並點名吴晗、北京大學歷史系著名教授翦伯贊、北京副市長鄧拓、廖沫沙都是身為共產黨員，實為國民黨。最後提出，文、史、哲學、法學和經濟學要在學術和政治上，開展「文化大革命」。
三月底，毛連續召集康生、江青、張春橋談話，提出《二月提綱》混淆階級陣線，要撤銷；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包庇壞人，要解散；「五人小組」也要解散；開展文化大革命。
四月十六日到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上提出彭真反黨問題，重新成立文化革命領導小組。
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又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上通過了由陳伯達起草，毛修改後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宣佈撤銷〈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成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會，並號召向黨、政、軍、文各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猛烈開火」。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名單：組長陳伯達，顧問陶鑄和康生，第一副組長江青，副組長王任重、張春橋，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
這份通知後交五月四日到二十六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毛泽东还在杭州，没有参加本次会议。五月十六日擴大會議通過這份通知，稱之為《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毛泽东的意图
《五一六通知》发布后，毛泽东继续留在杭州，6月15日动身前往湖南韶山，听任北京大乱。同时，观察政治对手的举动，思考下一步的对策。
毛泽东在湖南韶山呆了十天，住在特别修建的“滴水洞”别墅，然后前往武汉。在这期间，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一般称为“滴水洞来信”），透露了他的想法。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
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想到了天下将要大乱，这可以让他的政治对手“自己跳出来”，战胜他们后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对于政治对手，毛泽东这样说：“有些反黨分子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中國如果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左派一定會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钟馗了。“
毛泽东认为，他的政治对手反对他本人，文化大革命就是同这些人的斗争，打倒他们获得胜利。而他本人就是钟馗，要亲自上阵打鬼。
红卫兵运动
毛泽东不再相信，党内整风能够斗倒中共领导层（主要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经过反右运动，他发现如果让知识分子起来批评，反而会攻击社会主义和他本人。于是，他转而发动社会大众，来冲击现有体制和领导人，早期主要是发动青年学生。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和邓小平组织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禁止学生游行示威和张贴大字报，并将斗争矛头引向“黑五类”。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认为这压制了学生：“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命令撤销工作组。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畅游长江回北京，拒绝刘少奇要求见面的请求，首先听取江青等人的汇报。
7月24日-25日，毛泽东先后召集中央常委、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局书记，严厉批评刘、邓小平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并指责：规定“内外有别”等都是定框框，要把运动引入邪路，又说工作组“对运动起坏作用，阻碍运动”，要撤销工作组，罢工作组长的官。
7月2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會堂参加了「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萬人禮堂裏坐著來自各學校的學生「積極分子」，包括前一段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的學生。會上首先公佈北京市委撤銷工作組的「決定」，接著劉少奇和鄧小平因在毛離京期間在各學校分派了工作組，而做了自我批評和檢討。
八月一日，毛給清華大學附中一位學生寫了一封信。附中幾位學生在五月組成了一個造反組織，自稱為「紅衛兵」。毛對反動派表示熱烈的支持，並倡導「造反有理」。毛的話在學生刊物上爭相轉載，立刻激勵了中國各地的年輕子弟。紅衛兵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在全國中學大學成立起來。
八月五日，為了支持校區的大字報運動，毛也寫了一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央立即發佈。毛號召全中國年輕人擴大文化大革命。
八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西門的中央接待站會見群眾。爾後又于一九六六年秋季，在天安門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
随着红卫兵运动进入疯狂阶段，興起了抄家風和批斗风。为了壮大声势，各地的红卫兵还进行了大串联。
刘少奇的下台
1966年8月1日～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
毛泽东主持会议。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了话。刘少奇的讲话列举了自十中全会以来的在国际、国内方面的一些工作，尤其对向高校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说“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这完全是把刘少奇放到对立面了，定性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敌对势力。
8月7日，会议转为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子恢、薄一波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12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李雪峰、谢富治、宋任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书记；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中央委员的有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杨尚昆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
刘少奇本来是排名首位的中共副主席，也是中共第二号人物，毛泽东的接班人，现在被林彪接替，不再担任副主席，虽然仍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是排位下降至第8。
在十一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口头上原谅了刘少奇，并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又說：「对犯错误的同志，也要给他出路，要准许他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
一九六七年二月，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元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在中南海懷仁堂開會，對江青及文革小組等人提出強烈批評，不滿於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作法。毛泽东嚴厲批評了在懷仁堂會議上提意見的這些人，指責他們搞復辟、搞翻案。林彪、江青等人便藉機鼓動「反擊全國自上而下的復辟逆流」。大規模地批整各級領導幹部。此後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動，由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取代。這一事件被文革小組稱為「二月逆流」。
等到劉少奇、鄧小平被打倒，其他中央領導人也被批鬥後，中共政治局完全解體。由中央文革小組召集碰頭會，參加的人除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以外，還有周恩來、謝富治（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部長）、汪東興、葉群，實際上起著政治局的作用。
武斗
随着红卫兵运动进入高潮，各地的红卫兵迅速分化成对立的派别，彼此进行残酷的斗争。并且，斗争从学校很快蔓延到工厂。
1967年1月，全國陷入一片混亂。武鬥不斷在各地爆發。黨組織和政府機關完全癱瘓。工廠生產下降，有些地方則完全停頓。運輸交通中斷。林彪和江青領著造反派喊出「打倒一切」和「全面內戰」的口號。工廠和學校分成兩派──反黨組織的造反派，和支持黨組織的「保皇派」，双方都宣称自己是毛泽东思想的坚定捍卫者。黨組織內部也四分五裂。
虽然双方斗争不断，但支持党组织的一派仍佔優勢。
一月底，毛泽东決定要抽調人民解放軍，到機關、學校、工廠，去支持革命左派，即解放军“支左”。
1967年7月，毛泽东来到武汉。此时，武漢的武鬥十分激烈，造反派大肆攻擊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毛去武漢前，文革小組派了王力和公安部長謝富治去緩和對立的群眾，逐步聯合。但王力卻轉而支持造反派，將對方稱為反革命派。支持陳再道的群眾大怒，把王力捉了起來。當日周恩來隨即到武漢，並勸說釋放王力。一些支持陳再道的群眾游到毛住的梅園小島上，想跟毛陳情，被武裝保衛毛的戰士們把這些人全關起來。毛知道後，叫把人放了。造反派說這些群眾想謀害主席，但毛相信這些群眾真心崇拜他，陳再道也對他忠貞不二。毛的意思是見見兩派，調停聯合。周恩來很緊張，這些群眾都有武器，為了毛的安全，周匆忙把毛送去了上海。这就是武汉720事件。
毛泽东八月回北京不久，便下令先後逮了王力、關鋒和戚本禹（戚在次年一月被捕）。这三人本来就是極左派，屬不爭事實，但他們也只是替罪羔羊。文革小組的真正權力握在康生、陳伯達和江青三人手中。
知青下乡
由于红卫兵愈闹愈烈，难以控制，再加上刘少奇在1967年下半年已被斗倒了，毛泽东不再需要学生了。
1967年4月，清华红卫兵分裂为两派，陷于无休止的争论。1968年4月，两派发生武斗，持续百日之久，学校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1968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派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解放军宣传队（简称军宣队）进校，制止了武斗，稳定了局势，接管了学校全部领导权。
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核心组负责人聂元 梓、蒯大富（清华）、谭厚兰（北师大）、韩爱晶（北航）、王大宾（地质学院）等五人，要求制止武斗。
根据召见人整理并正式公布的记录，毛泽东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
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
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它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
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 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不久後，數以百萬的中學和大學生相繼下放農村。毛泽东認為，學生应该跟貧下中農學習，接受再教育。中學生和大學生被送去「上山下鄉」，他们被称为“知青”。
一些有問題的幹部，還有那些遭批鬥的知識份子和教師，全下放到五七幹校接受勞動改造。幹校的目的在於使下放的人體驗農村真實生活，並向貧下中農學習，日出夜息，擔負著力所難及的重度體力勞動。
中共九大
國家主席劉少奇在一九六八年十月被開除黨籍，一九六九年十月被押往開封，重病纏身，十一月去世。鄧小平也被流放到外地。八大选出的政治局常委只有毛泽东、林彪和周恩來沒事，其餘的都被打倒或「靠邊站」。
此时，各省的省委被撤銷，軍隊領導的革委會接管日常事務。八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已大部分被打倒。
一九六九年召开的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通过了新的党纲，毛泽东成為最高領導，毛澤東思想成為指導中國革命的唯一的意識形態。
文化大革命并未在此时宣告結束。中央分成兩大派，一派是中央文革小組，另一派是林彪和他的親信。两派為了什麼人進入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爭奪激烈。
林彪在九大發表政治報告，並被定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在九大后升任為空軍作戰部副部長，空軍內一再宣揚要無限效忠於林彪和林立果。
中美建交
1969年3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国与苏联的军队交火。此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苏联高层多次商讨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报复，并首次明确发出先发制人和核打击中国的威胁。
全国开始备战，毛泽东提出“广积粮，深挖洞”，主要城市挖掘了巨大的防空洞。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开始考虑缓和与美国的关系。
1969年12月，中美双方在波兰恢复大使级对话。
一九七○年十月一日，毛泽东把美国记者斯诺夫妇请上天安门，并让他们站在自己身边，向美方发出缓和关系的信号。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又与斯诺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五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由毛泽东决定派出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于二十八日开幕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是中国球队时隔六年后第一次又在世界上露面，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在比赛期间，毛泽东要求外交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件事后来被称为“乒乓外交”。
此时，美国的尼克松政府急于从越南战争抽身，以及想要孤立苏联，因此乐意与中国接触。
1972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訪問中國。
毛泽东与林彪的冲突
九大后，全国各级行政部门都由军人掌握，林彪的权力达到顶峰。毛泽东开始对林彪产生警惕和戒备。
1970年八月到九月在廬山召開九屆二中全會，刘少奇已在1969年底死去，林彪想經由此會再次提出設立「國家主席」的建議。毛幾次打招呼不設國家主席，廢除這個職位。
原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以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事先與林彪和葉群商量好，由陳編選馬克思、列寧和毛的一些講天才的語錄，經林彪審定的「天才論」的材料，陳在小組會上宣講。文中吹捧毛的天才，鼓吹毛復任國家主席，並刊登在華北組第二號簡報。
一時會議代表都以為這是毛的意旨，紛紛發言，主張設國家主席。早在一九七○年初，毛就向政治局常委表示，他決不再出任國家主席，也不要設國家主席。但大部份中全會的會議代表並不知道。一旦恢復設立國家主席而毛又不出任，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林彪為唯一可能人選。
林彪、陈伯达、叶群、吴法宪等人联合汪东兴试图打倒张春桥，但由于毛泽东的强烈反对而失败。
八月二十五日毛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收回華北組會議第二號簡報，嚴厲批評陳伯達，隨之開展「批陳整風」。陈伯达被隔离审查，林彪虽未被点名批判，但其集团的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均被毛泽东要求作检讨。
廬山會議结束后，黨內鬥爭餘波未了，林彪聲望逐日下降。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斯諾时说：「喊我萬歲的人有三種。第一種是真心喊，這種人不多。第二種是隨大溜，這種人最多。第三種嘴上喊萬歲，心裏希望我早死，這種人很少，可能有那麼幾個。」他说的第三种人，很可能是指林彪。
一九七一年八月，毛泽东對林彪的不信任達到極點。林彪的黨羽多半在中央，也分佈在各省及軍區。毛自信以他的威望仍可以得到省和軍隊領導人的支持。毛泽东決心南巡，趁南巡的機會和大軍區的領導人及省的領導人打招呼。
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專列南下，途中停過武漢、長沙、南昌、杭州、上海。一路上，毛同沿途各地黨政軍負責人作了多次談話。談話的主要內容是，毛指出：「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我一向不贊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那四大金剛（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人）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動手，親自看，親自批。不要靠秘書，不要把秘書搞那麼大的權。”“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这次，要保住林副主席，不做个人结论，但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又找了北京市和北京軍區的負責人談話。主要的內容仍是林彪。
9月13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从山海关机场，乘飞机逃往苏联，后在蒙古共和国坠毁。这就是“九一三事件”。
中共十大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根據毛的提議，政治局決定恢復鄧小平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鄧逐漸回到權力核心。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八日召開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十大）。十大启用了不少老干部，中共中央副主席，只有王洪文和康生兩位是原文革小組成員。另三位副主席是周恩來、葉劍英和李德生將軍。所以就整體而論，開完十大後，江青四人幫並沒有佔據多大優勢。
從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起，中間經過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到二十一日，毛連續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这是为了打破林彪势力对军队的控制。
四人帮与邓小平的斗争
鄧小平協助周主持政務以後，江青四人幫加緊他們對周恩來的圍剿。
由于在林彪家裏發現有林彪寫的孔孟言論，于是搞出了一個揭露林彪尊孔的材料。這就是《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1974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給毛寫信，要求將《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轉發全國各省、市，各大軍區、省軍區、軍委各總部、國務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時參考。」毛批示：「同意轉發。」於是《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就成了一九七四年中共中央一號檔的內容。大規模的批林批孔運動，就此開始。
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在北京分別召開部隊和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國務院各機關的「批林批孔」大會。四人帮企图通过“批林批孔”斗倒周恩来和邓小平，以达到掌权目的。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屆二中全會通過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稍後，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同意朱德為委員長，周恩來連任國務院總理，鄧小平出任常務副總理。四人帮没有捞到多少实权职位。
但是，毛泽东逐渐对邓小平感到不满，认为邓小平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
十月，毛泽东指示发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全國點名批判鄧小平，但是还没打算完全搞垮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去世，加上此时鄧小平被批，四人幫正在積極展開奪權，希望王洪文能够掌握实权，担任总理。
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毛泽东出乎意料地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三月中旬開始到四月四日，許多人自發地集合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花圈、花藍，張貼傳單，朗誦詩詞，發表演說，悼念周恩來，支持鄧小平。咒罵江青四人幫。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次這麼大規模的群眾自發活動。
四月四日晚上，政治局會議認為天安門前的群眾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革命性質的反撲。毛遠新將會議討論的情況和決定寫成書面報告交毛澤東，毛圈閱了這份報告。於是從四月四日晚開始，清理花圈、標語，抓反革命。
四月五日，天安門廣場前群眾和民兵、警察、解放軍發生了嚴重衝突。到晚上九點半鐘，出動了一萬名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個營的警衛部隊，封鎖了天安門廣場，毆打和逮捕集會的群眾。
四月六日凌晨，政治局會議認為這次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暴亂，決定繼續組織三萬名民兵集中在天安門廣場周圍，另派九個營的部隊在市區內待命。毛遠新將會議情況報告了毛澤東，毛表示同意。 四月七日毛遠新將《人民日報》記者有關天安門事件的「現場報導」，送毛澤東審閱，毛同意發表。毛澤東說：「這次事件發生在，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房子、汽車）打。這三件使事件的性質變成了反革命。」毛提出，據此撤銷鄧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並且提出，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政治局根據毛的意見，做出了相應的決議，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
粉碎四人帮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時十分，毛泽东去世。
十月六日晚上八點鐘，華國鋒通知所有政治局常委和負責《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出版的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和江青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
張春橋先到，他的警衛員和秘書都被留在外面。張進來後就由華國鋒宣佈，將張逮捕。王洪文到後，當華宣佈逮捕他的時候，他原來要掙扎，但是兩名警衛團的幹部將他按住，他全身鬆懈，已經立不起來了。
當晚十點，姚文元仍未到懷仁堂。由汪派警衛團會同警衛師的人，到姚的家裏，將姚逮捕。
張耀祠帶領一中隊的人到春藕齋，逮捕了江青。江青當時說：「我早就料到了會有這麼一天。」
同时逮捕的还有毛遠新、遲群、謝靜宜等人。
一九七八年十月，鄧小平東山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