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突然发表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全面否定斯大林。

毛泽东得知这个报告后，坚决反对。这件事成了中苏分裂的原因之一。

这件事令毛泽东感到，中共党内也潜伏着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会在他死后对他进行清算。

反冒进

在毛的冒进路线主导下，1956年开年不久，中国经济即呈现“全面紧张”的局面，表现为各个行业盲目发展、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职工总数增长过快、生产秩序混乱、资金供应紧缺、货币发行量剧增等现象。为了应付这种局面，负责经济工作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陈云等，提出要反对急躁冒进。这种主张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

6月10日，刘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既要反保守、也要反冒进的方针，并通过6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传达到全国。1956年的下半年因此成为“反冒进”的半年。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起草、经刘少奇审改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尖锐地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这篇社论不但指出了急躁冒进的危害，同时也分析了急躁冒进产生的原因，成为1956年反冒进的重头戏。

不难看出，这篇社论提出的观点与毛泽东当时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因为社论表面上看，对急躁冒进和右倾保守两种观点都作了批评，但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文章的重心是在强调反冒进。当时，中宣部将起草好后的稿子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但毛泽东接到此稿后，批了3个字：“不看了”。后来毛泽东曾说，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三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这说明毛泽东对于周恩来、刘少奇等人主张的反冒进，是有所保留的，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赞成反冒进者占多数，他不便对反冒进公开反对。

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找来了这篇社论，并作了不少批注，认为文中的观点是“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他还在南宁会议的讲话中说，这是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了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只有一个指头有病，是九与一之比。这篇东西没有弄清这个比例关系，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指《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提出批评。又引用了我在“序言”中讲的一段话，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而在反右倾保守，要引就应引用全文。文章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

在1956年，虽然毛泽东当时对这篇社论的观点乃至整个反冒进的做法，都有所保留，但在此后一段时间，并没有对反冒进加以直接干预

他亲自审改了一系列的中共八大的筹备文件，其中包括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和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些报告都贯彻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对此他“服从了政治局的大多数，服从了中央已定的决议，赞成这样写，并对这些报告作了较高的评价”，对这个方针没有提出异议。

中共八大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取得全国政权之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八大”）。

这次大会削弱了毛泽东的地位。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报告全文约45,000字，其中仅4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

八大修改的新黨章中，删掉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一切工作指針”這句話，只说“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八大还提出，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在经济政策上，刘少奇等人的主张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当初所确定的“八大”要“反对右倾保守”的基调，已经不见踪影了。八大批评了冒进的做法，而当初冒进的经济政策主要支持者就是毛泽东。

在政治制度上，八大强调了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

这些都是对毛泽东权威的削弱，毛在口头上赞同，但是内心是不满的。毛泽东表面上同意，从党章中取消“毛泽东思想”，但这只是一种试探。当他看到刘少奇、邓小平们当仁不让，将不满藏在心中。

由于八大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主导的，毛泽东与两人关系的转折点就是八大。毛泽东不再信任党内高层，觉得他们有意排挤他，并且想削弱他的权力。

毛泽东以后的政治行动——整風、大跃进、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全是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總路線而做的出擊，直到一九六九年中共第九次全国大会， 毛泽东思想重新成為全国指导纲领。

整风运动的开始

一九五六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一九五七年開展整風運動，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召開了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毛在此會上嚴厲批評了黨官僚體系，又提出「大鳴大放」號召「民主黨派人士」隨意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毛認為社會主義改革已經成功。雖然還是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但數量太少，構不成威脅。人民內部的矛盾已不再是尖銳敵對、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鑒於「匈牙利事件」的大規模流血事件，內部矛盾問題要用整風的方法，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

共產黨曾有過內部整風運動。毛曾在一九四二年於延安展開整風運動（目的在審查幹部、清除王明勢力）。但這次的整風和延安整風不同之處在，這一次的整風運動不再只是黨內部的事情。這時毛對黨內高級幹部歧見已深，認為共產黨整風，自己整，整不好。因此號召民主黨派人士來批評共產黨。

毛泽东希望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向党内人士和政策（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提出攻击。本质上，这只是毛泽东要夺回他在1956年失去的对于中国政治的主导权而展开的一场政治斗争。

但是，雖然毛大力號召給黨提意見，知識分子仍一再沉默。

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到十三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仍是由高級共黨領導和民主黨派人士參加。毛又重複了二月講話的重點，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鼓勵民主黨派人士打破沉默，直言敢諫。全國報紙轉載了毛的講話，地方工作單位的領導也大力響應毛主席的號召。

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到十三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仍是由高級共黨領導和民主黨派人士參加。毛又重複了二月講話的重點，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鼓勵民主黨派人士打破沉默，直言敢諫。全國報紙轉載了毛的講話，地方工作單位的領導也大力響應毛主席的號召。

4月底，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原定1958年进行“整风”，1957年仅是进行准备并在适当范围试行。但是，毛已经迫不及待了。在4月27日党内发布“整风”指示之前的4月19日，毛替中央起草指示，要求各地在15天内用电报报告：“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

5月4日，毛再次替中央起草指示，要求各地党委“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指示说，“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毛强调，“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

一天一天的過去，人們給黨提的意見越行尖銳，指出的「錯誤」越來越多。最後甚至涉及到了國家該由什麼人領導的問題。毛沒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見越來越敏感，攻擊的矛頭逐漸指向毛本人，指向毛所领导的这个党和毛所创建的这套制度。有的批评意见明确说，“三害”（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

到一九五七年五月中旬，大鳴大放達到高潮。

毛泽东的反击

从5月4日毛替中共中央发布指示“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算起，党外人士发表意见不过10天而已，毛就已经受不了了。5月15日，毛起草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党外人士中发现了“右派猖狂进攻”。可是，这篇文章当时秘而不宣，只在黨內高級幹部間秘密傳閱。整風運動的本質立刻改變。毛準備反击那些發表猖狂言論的右派分子。

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也就是"引蛇出洞"的策略。因为毛认为，“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所以，在做出“右派猖狂进攻”这样一个判断的同时，毛依然在5月16日指示全党，“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寫的社論，顯示鳴放運動的政策有大幅度的轉變。文中說：「少數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台」。」毛號召群眾起來反擊右派。那一天，“反右”运动正式登台。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毛在二月二十七日擴大的最高國務院會議中所發表的講話，正式刊登在《人民日報》。許多民主人士看了正式出版的毛著都大吃一驚，說內容上同一九五六年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完全不同了。

毛在原本的開明講話中提倡大鳴大放，知無不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在六月十九日這篇修正的文章中，卻提到了原本沒有的「毒草」和「引蛇出洞」。毛還在文中立下了幾點批評限制──一、有利於團結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於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削弱這個制度；五、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六、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於這種團結。

与1956年6月毛对《人民日报》有关“反冒进”的社论送审稿采取“不看了”的消极态度相比，1957年5月的毛异常亢奋。继6月8日“这是为什么”的《人民日报》社论之后，6月10日，毛亲自部署“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撰写的“编辑部文章”―― “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不平常的春天”，这也是经过毛亲自修改的；7月1日，毛再次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毛就出巡了，而且打算在长江三峡游泳。7月9日，毛从外地通知中央，“反攻应当扩大”。

经过“鸣放”运动，毛也领教了知识分子是如何不好使唤，于是“文革”伊始毛改为发动青年学生“大鸣大放”。

八大二次会议

1958年5月，“八大”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八大二次会议”），还是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报告。

八大二次会议违背八大路线，再次转向阶级斗争。刘少奇在报告中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他甚至说：“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参考链接

• 1956年的冒进与反冒进, 罗平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