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学运
背景
1989年之前，社会民众对经济发展和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非常不满。
1988年的春节前夕，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推出记者述评，篇名为《中华民族最紧要的还是 “球籍” 问题》。
文中说 : “从整体经济实力特别是人均指标比较 , 可以说 , 中华民族又一次 ‘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 ”。文章强调，中国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在继续拉大，照此情况，再过五六十年，中国有可能重演鸦片战争时的状况 —— 外国人洋枪洋炮，中国人只有大刀长矛。中国人有可能被开除 “ 球籍 ” 。
从那时起，《世界经济导报》每期都出 “球籍” 问题的讨论。据导报统计，关于这个话题的读者来信、来稿超过 500 篇。
1988年6月，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6集的政论纪录片《河殇》。它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的内陆文明很难自发地产生工业文明，必须要靠外力介入才能走向蔚蓝海洋象征的现代文明，中国近代已经证明，夜郎自大、闭目塞听的农业文明古国一定会走向落后，必然要挨打。
《河殇》播放时万人空巷，引发巨大的思想震动。它实质上否定了中国传统的人治的政治制度，要求引入西方的民主制度。
当时还有很多介绍西方思想、提倡思想解放的书籍，比如《走向未来丛书》，对于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年轻人有推动作用。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焦虑和迫切感。
党内也有要求政治制度改革的声音。邓小平提出过，不能光搞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动的话，经济改革走到一定程度就会难以为继了。不过，八六学潮之后，邓小平开始警惕所谓的 “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削弱党的领导。
一方面，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要求民主化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党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并没有松动。这令社会气氛压抑，人心思变，等待爆发的时机。
学运的开始
1989年4月15日，已经下台3年的胡耀邦大面积心肌梗死。因为胡耀邦是由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下台的，但是国人普通并不认同这个罪名，对他去世难以抑制悲愤，迅速转化为要做点什么的动力。轰轰烈烈的学生上街游行爆发了。
4月15日当天，北京大学、北师大的校园里就开始有学生贴出挽联、大字报，要求党中央重新评价胡耀邦。 4月17 日，北京有学生开始上街游行。武汉大学也是校园里先出现大字报和挽联，到了4月19 日，游行开始了。
大学子走上街头游行，打出的标语口号有“反对官倒 ”、“ 反对党内腐败 ” 等对现实问题的抗议，也有“民主万岁” 和 “自由万岁” 等纯意识形态的口号。这引起了共产党内保守派的不安，继而带来了冲突。
学运的发展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参加了，赵紫阳致了悼词。追悼会的同时，在大会堂外，北京几万名学生提前一夜坐在天安门广场上等着为胡耀邦遗体送行。官方要求学生在大会堂门口，让出一条 30 米宽的通道，以方便参加追悼会的车辆通行；作为交换，官方在广场上架设高音喇叭，进行追悼会的实况转播。学生代表同意了这些条件，几万学生在几分钟内，就整齐地平移 30 米，空出了通道。
然而，当追悼会进行到尾声，学生们没有听到关于胡耀邦 1987 年被迫下台的平反内容时，他们不满意了。广场学生草拟了请愿书，并要求李鹏走出大会堂接受学生这份请愿书。由于学生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随后又爆发了大规模游行。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或 “ 北高联 ” ）也在此时成立。
4月26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社论，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文中将之前全国各地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及学生、市民的抗议活动称之为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定性为被 “ 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 学生、工人所制造的动乱。这篇 “ 四 · 二六社论 ” 的内容其实 4月25 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公布了，学生听到后，不认同动乱的定性，认为自己是爱国行动，对立情绪马上上来了。
“四·二六社论“让学生运动进入到第二个阶段，诉求从悼念胡耀邦变成要求中央对学生运动正名。五四青年节那一天，大学生在全国都进行了大游行。
五四当天，赵紫阳会见出席亚洲发展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时，向他们表示，学生上街游行并不是意味着中国政局不稳定。赵紫阳说了跟 “ 四. 二六社论 ” 完全不同的评价，他说，学生是爱国的，不是动乱。
这意味着，中央出现了两个声音。继任胡耀邦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是认可学生运动的，他只是强调要 “ 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 。他还提到， “ 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 ”
当时，为了抗议 " 四. 二六社论 " ，北京的各个高校已经全面罢课了，在赵紫阳的讲话发表之后，时任北京 “ 高自联 ” 主席的周勇军在广场上宣布第二天就复课。周勇军的复课决定没有经过高自联的群体决策程序，高自联其他常委，如北大的王丹、北师大的吾尔开希对周勇军很不认同，认为要把学运进行到底，而周勇军也随即被罢免，吾尔开希当了 “ 高自联 ” 的第二任主席。学生随后重新开始罢课。
六四事件
5月13日，北京市的学生开始在天安门搞绝食，全国各地不少高校学生陆续赶去北京，齐聚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的学生。
5月18日，天安门学生绝食进入到第五天。这一天，李鹏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绝食学生的代表。
5月19日凌晨，赵紫阳、温家宝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赵紫阳去的是绝食学生避雨的一个公交车里，当时他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他拿着一个喇叭，讲话的过程中一方面勉励学生，另外一方面也说出了自己的无奈， “ 我老了，无所谓， 你们还年轻。”
5月19日晚，高自联在天安门广场的喇叭里宣布所有绝食学生复食，改为静坐。原因是得到消息，中央要在北京搞戒严，理由是北京失控，学生被某种势力劫持才搞绝食的，以此要挟党中央。高自联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决定复食以便于让戒严没有借口，故而把绝食改为静坐。
5月20日，李鹏宣布在北京实行戒严，天安门广场上，高自联随后也成立广场指挥部和 “ 纠察队 ” ，希望能够来保卫天安门广场。因为一旦实行戒严的话，军队就要进入到北京了。
北京各个高校都在成立 “ 和平敢死队 ”，任务是去进入北京的各个路口，向周边市民宣讲，争取他们的支持，动员市民到路口用各种方式挡住军车向天安门广场进发。挡路的方法很多，群众也都自己想办法，有的是把路上的隔离障碍物弄倒，横过来，有的是把隔离墩用来挡道，有的是把公交车横在路口，总而言之，不让军车通过。不少市民表示，愿意在路口二十四小时把守，一旦有军车过来，就向学生通风报信。
6月3日晚上，戒严部队开始从北京周边强行向天安门广场进发，路上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冲突，很多市民和学生死亡，具体数字从未公布。
学运的结束
6月4日之后，政府迅速公布六四是一场反革命暴乱。
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呈现了一个断崖式的停顿，政府对所谓的政治组织、政治运动采取极其高压的手段，持续至今，愈演愈烈。八九历史是绝对不让提了，学生的任何行动都被虎视眈眈，别说上街游行，就算在学校搞规模大点的活动都被严控。